家庭打印機扛不動“甩鍋式減負”

 　　深夜朋友圈里，一張打印機工作的照片配文：“家庭印刷廠開工。”評論區瞬間被有同樣困擾的家長們占據。

　　“雙減”政策推行以來，各地明令禁止用手機布置作業，但現實是，微信群里的作業圖片仍在刷屏。家長成了隨時待命的“打印專員”，而原本旨在減負的政策，在執行中似乎變了味。

　　2015年發布的《中小學教輔材料管理辦法》本意是減輕學生負擔，但在實際執行中，“一科一輔”的要求有時被機械理解。教輔材料一年一訂的機制缺乏靈活性，難以適應動態的教學需求。當合規教輔不足以滿足教學需要，而學校又缺乏自主設計作業的條件時，一些教師便選擇將習題拍照上傳至微信群。本意為減負的政策，無形中將打印任務轉移給了家庭。

　　家長的困境不止于經濟成本。電商平臺上，“作業打印神器”成為熱門標簽；小區打印店常在深夜仍有家長排隊，下班后邊做飯邊緊盯微信群消息，周末走親訪友也不忘帶上打印機，為了一份特殊規格的作業跑遍半個城區——這些已成為許多家庭的日常。家庭的空間和時間邊界被模糊，成為了學校的延伸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這種轉移并未真正減輕學生的負擔。因打印不及時而熬夜趕作業的情況時有發生，形成“減負反增負”的怪圈。

　　班級微信群的私密性使得“微信作業”現象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。教育督查人員難以介入這類私人聊天群組。教師同樣面臨現實難題：學校打印設備不足、審批流程復雜。當正常途徑受阻時，尋找變通方式便成為無奈之舉。而家長一方面對額外負擔感到困擾，另一方面又擔心提出意見會影響孩子，這種矛盾心理讓這一現象得以持續。

　　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多方合力。政策執行應更具靈活性，建立更符合實際教學需求的教輔調整機制。學校應當承擔起作業材料的保障責任，而非將成本與勞動轉移至家庭。監管方式也需創新，通過更暢通的反饋渠道讓家長的聲音能夠被聽見。同時，為教師提供專業支持，提升其設計高質量作業的能力，也是重要一環。

　　一些地區已開始嘗試改變：有學校在校內設置“自助打印站”，學生可自主打印必要材料；也有教育局建立電子作業資源庫，為教師提供經審核的習題資源。這些探索雖微小，卻指明了一個方向：讓作業責任回歸教育系統本身。

　　教育減負的初衷，是讓孩子有更多自主發展的空間，讓家庭回歸情感陪伴的功能。當政策執行演變為家庭打印機的持續運轉，我們需要反思的是：如何讓教育責任各歸其位，而非不斷向家庭轉移？

　　在減負的道路上，家庭打印機的運轉聲，或許正是推動系統性反思與改進的警示鈴聲。（趙向陽）